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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全國婦聯發布第三屆“依法維護婦女兒童權益十大案例”

本次發布的十大案例涉及強奸猥褻兒童、兒童監護、履行撫養未成年子女義務、公眾場合性騷擾、家庭暴力、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婦女就業性別歧視等多方面熱點難點問題,為今后涉及婦女兒童權益相關案件的審理和問題的解決提供典型示范,為更多婦女依法維權提供指導。

關鍵詞: 婦女兒童 權益 案例

11月28日,全國婦聯在京發布“依法維護婦女兒童權益十大案例”。

 

本次發布的十大案例涉及強奸猥褻兒童、兒童監護、履行撫養未成年子女義務、公眾場合性騷擾、家庭暴力、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婦女就業性別歧視等多方面熱點難點問題,為今后涉及婦女兒童權益相關案件的審理和問題的解決提供典型示范,為更多婦女依法維權提供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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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維護婦女兒童權益十大案例

 

1

入戶排查救女童

檢察監督懲惡父

 

——福建司法機關依法嚴懲鄭某某強奸養女案

1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鄭某金居住于福建省漳州市某縣,曾是被害人鄭某某(女,案發時年齡未滿11歲)的養父。2014年7月某夜,被告人鄭某金將被害人鄭某某叫到二樓隔層,并與之發生性關系,此后至2016年12月間,又多次侵害,直至被害人鄭某某懷孕。

 

縣婦聯副主席、“春蕾安全員”朱某某在常規巡查過程中發現這個家庭的異常情況,向檢察機關通報,檢察機關監督立案并提級管轄。市、縣兩級人民檢察院提前介入偵查,并提供救助。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則出發,縣人民檢察院還向被害人居住地村委會發出檢察建議,由該村委會作為申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剝奪監護權之訴。縣人民檢察院支持起訴,縣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3日判決剝奪被告人鄭某金對鄭某某的監護權,指定被害人居住地村委會作為監護人。此外,省人民檢察院特地為被害人申領到全省單筆最大金額的司法救助金10萬元。

 

在案件辦理過程中,縣婦聯“春蕾安全員”積極發揮作用,作為合適成年人到場參與詢問,對被害人進行家訪,兩級人民檢察院與婦聯、民政、村委會主動協調解決被害人安置問題。最終市人民檢察院對鄭某金涉嫌強奸罪提起公訴,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其無期徒刑。

 

二、典型意義

 

近年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是社會普遍關注的熱點。此類案件,受害人多為留守兒童或外出務工人員子女,且往往是熟人作案,隱蔽性強,發案周期長,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發現難、取證難等現實困境。如何開展案件線索排查,如何通過多部門合作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該案由漳州市婦聯與市檢察院聯合創建的“春蕾安全員”機制發揮了積極作用。“春蕾安全員”機制以基層婦聯主席為主體,發現問題直接向檢察機關反映,目的是依靠群眾組織扎根基層特點,實現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由被動受案向主動發現的轉變,盡早介入并阻斷對未成年人的侵害,這是將“楓橋經驗”落實到未檢辦案工作當中的有益探索。在辦案過程中,檢察機關協同各方,始終堅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探索創新機制,有效利用檢察建議這一手段,支持提起監護權之訴,解決被害人后續生活問題。這些做法彰顯了檢察系統的責任擔當,成為保障未成年人權益的又一典范。  

2

嚴懲“網絡大灰狼”

有力打擊性犯罪

 

——江蘇司法機關依法嚴懲蔣某某網絡猥褻兒童案

2

 

一、基本案情

 

2015年5月至2016年11月,蔣某某打著為童星工作室招聘童星的幌子,通過網絡聊天軟件結識多名未滿14周歲的女童,以檢查身材比例和發育情況等為由,要求女童在線拍攝和發送裸照,并謊稱需要面試,誘騙女童通過QQ視頻聊天并裸體做出淫穢動作,對部分女童還以公開裸照相威脅,逼迫對方與自己繼續裸聊,猥褻人數多達31人。

 

案發后,南京市某區人民法院審理了此案,認為蔣某某無視國家法律,基于自己扭曲變態的心理,借助網絡,虛構身份,利用女童社會閱歷尚淺,涉世不深,以哄騙、引誘等手段,讓多名不特定被害人拍攝裸照,在視頻中暴露身體隱私部位,或做出淫穢動作,以滿足淫欲。該猥褻行為是在網絡上發生的,非傳統意義上的直接強制接觸,但此行為侵害了女性性自主權,傷害了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與直接侵害的法定后果相同,應當認定為猥褻兒童的行為;蔣某某對多名未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實施猥褻,依法應當從重處罰。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蔣某某犯猥褻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宣判后,蔣某某不服,提出上訴。市中級人民法院經依法審理,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典型意義

 

近年來,猥褻、性侵未成年人案件頻發,甚至運用網絡技術實施犯罪,侵害特定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同時,更會造成不可預估、難以管控的惡劣影響。本案中,蔣某某誘騙或強迫被害人進行視頻裸聊或拍攝裸照,雖然沒有與被害人進行身體接觸,但其目的是為了滿足自身性欲,客觀上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權利;雖與傳統意義上的猥褻行為有所不同,但同樣構成猥褻兒童罪。

 

本案的積極意義在于,示范性地對網絡猥褻行為定罪量刑,有力地打擊利用網絡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本案對被告人蔣某某依法從重判刑,彰顯了人民法院堅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則,依法嚴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行為的堅定決心。本案也警示家庭和學校要切實履行監護和教育責任,加強對未成年人的網絡安全教育,引導未成年人正確使用網絡。同時提醒廣大青少年增強自我保護意識,提高識別風險能力。 

3

刑罰斬斷“咸豬手”

公共交通更安全

 

——上海司法機關依法嚴懲王某某地鐵“咸豬手”強制猥褻案

3

 

 

一、基本案情

 

2019年7月1日18時23分,王某某在上海市軌道交通八號線列車車廂內,緊貼坐在一名女性未成年人左側,左手搭在自己右臂并持續觸摸該女子胸部等部位。其間,該女子通過挪動座位、身體前傾后仰的方式予以躲避,王某某仍然繼續緊貼并實施觸摸行為。18時31分許,王某某以同樣方法觸摸另一名女子的胸部,被該女子當場察覺并質問,王某某在逃跑途中被扭送至公安機關。

 

上海鐵路運輸檢察院提前介入案件,在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的情況下,仔細核實證據、反復閱看案發時段監控錄像,引導公安機關偵查取證,于8月26日以涉嫌強制猥褻罪對王某某批準逮捕。9月16日,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軌道和公交分局移送審查起訴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強制猥褻罪一案。經審查,上海鐵路運輸檢察院決定依法提起公訴。

 

10月15日,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不公開審理該案,王某某及其辯護人對指控的犯罪事實和證據均沒有異議,并自愿認罪認罰。法院當庭宣判,對王某某以強制猥褻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現判決已生效。

 

二、典型意義

 

本案是上海市首例因公共交通性騷擾而受到刑事處罰的案件,引發社會廣泛關注,改變了“咸豬手”行為最多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予以行政拘留、得不到刑罰懲處的公眾印象,展示了國家司法機關嚴厲打擊公共交通工具內侵害婦女權益違法犯罪行為的鮮明態度和堅定立場,起到了應有的震懾作用,提升了群眾的安全感,受到社會各界充分肯定和廣泛贊譽。

 

本案適用的罪名是強制猥褻罪,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條規定:“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制猥褻他人或者侮辱婦女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眾或者在公共場所當眾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王某某利用地鐵車廂擁擠、違法行為不易察覺的客觀條件,以及被害女性當眾羞于反抗的心理,先后對兩名女性強行實施猥褻行為,且其中一名受害人為未成年人,其行為已達到刑法規定的強制猥褻程度,具有較大的社會危害性。在案件辦理過程中,檢方積極履職、提前介入指導取證工作,警方積極調取保留證據,法院綜合考慮作案時間、地點、作案次數、持續時間、被害人未成年等因素,以強制猥褻罪準確定罪量刑,多方密切配合使得“咸豬手”終難逃刑法的恢恢之網。此外,本案的兩位受害人積極配合作證,其中一名及時報警、發聲制止并把犯罪嫌疑人扭送到公安機關,為案件的偵破和違法行為的追究也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宣傳本案的意義,第一在于展示國家嚴厲打擊任何領域侵害婦女兒童權益,特別是女童權益的違法犯罪行為的鮮明態度和堅定立場,適用刑法精準打擊公共場所性騷擾,支持各級司法機關在懲治侵害婦女兒童違法犯罪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第二在于鼓勵廣大女性面對性騷擾等違法行為侵害時,不做沉默的羔羊,要勇敢發聲制止,及時主動向公安機關報案、作證,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4

學校報告履義務

保護令及時護平安

 

——河北田某某母子三人人身安全保護令和學校發現報告案

4

 

一、基本案情

 

婦女田某某從2003年開始與郝某某同居,生育了一兒一女,2017年補辦結婚證。郝某某經常毆打田某某,多次導致其住院治療,田某某為了孩子有個家一直默默忍受。2017年10月,田某某外出打工,郝某某在家毆打孩子,并拿菜刀、農藥威脅要砍死、毒死孩子。十天后,郝某某酒后到學校要強行接走女兒,女兒向班主任求助,班主任將她保護起來并報警。最后,田某某帶兩個孩子逃出來向省婦聯求助。

 

河北省婦聯指派的律師為田某某提供了法律援助,依據《反家庭暴力法》向屬地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法院當即立案。主辦法官到兩個派出所、學校和村委會調查、走訪、取證,并結合田某某提交的微信記錄及受傷照片,認定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符合法律條件,在72小時內發出了人身安全保護裁定,禁止郝某某實施家庭暴力、跟蹤、騷擾、接觸田某某母子三人及近親屬,并遠離田某某住所、工作場所及孩子的學校。

 

法院將協助執行通知書和人身安全保護裁定送達派出所、郝某某所在的村委會和孩子就讀學校,要求派出所、村委會、學校一同監督郝某某遵守執行人身安全保護令,一旦發現郝某某有違反裁定的行為要立即報告,同時,聯合派出所、村委會將人身安全保護裁定書當面送達給郝某某,向其講解《反家庭暴力法》相關規定。郝某某認識到家暴行為的違法性,表示不會再毆打、恐嚇妻子和孩子。兩個孩子經過心理疏導后,目前已返回學校正常學習、生活。

 

二、典型意義

 

本案是學校積極履行強制報告義務、法院及時針對“面臨家庭暴力現實危險”的情形發出人身安全保護令的典型案例。

 

《反家庭暴力法》實施三年來,在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促進多部門合作保護受暴婦女兒童權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一大亮點是規定了學校、幼兒園、醫療機構、村(居)委會等單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的強制報告義務。本案中田某某女兒所在學校發現其面臨家暴危險時,積極履行強制報告義務,及時向公安機關報警,保護了孩子的人身安全。

 

本案承辦法官充分認識到家庭暴力危害性及其特點,依職權調查取證、走訪,同時準確把握人身安全保護令的審查標準,認定田某某母子三人遇到家暴現實危險,依法迅速做出裁定,有效保護了受害人的安全。法院聯合派出所、村委會當面送達施暴人并對其進行法治教育的做法值得推廣,要求學校作為人身安全保護令的協助執行主體,在執行環節上形成工作閉環,也為學校保護孩子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據。

 

在本案中,婦聯組織積極協調各方,為田某某及其子女及時提供了法律幫助和心理咨詢服務,切實履行了《反家庭暴力法》規定的職責,幫助受害婦女兒童順利回歸正常學習和生活。 

5

夫妻緣盡義務在

兒童代表勇發聲

 

——上海李某訴沈某某離婚糾紛創設“兒童權益代表人”制度案

5

 

一、 基本案情

 

李某(男)與沈某某(女)于2012年10月登記結婚,2014年5月生育一女李小某。雙方婚后經常為生活瑣事發生爭吵,又因李小某患有遺傳代謝病,并伴有腦萎縮、癲癇等,雙方在對待孩子治療問題上發生嚴重分歧,故李某起訴至普陀區人民法院,要求與沈某某離婚,并要求女兒李小某由沈某某撫養。沈某某同意離婚,但拒絕一人撫養女兒。涉案兒童李小某是幼童,加之患有疾病,無法為自己發聲。普陀法院在收案后第一時間組成專項合議庭,同時首創“兒童權益代表人”制度,委托區婦兒工委辦工作人員作為李小某的兒童權益代表人參加本案訴訟。

 

為了解李小某的生活狀況和基本病情,兒童權益代表人先后走訪了原、被告的單位、所在居委會、李小某的就醫醫院,了解到李小某目前不能翻身、不會說話、大小便無法自理、喪失咀嚼功能、飲食要特別制作和喂養,需要24小時有護理照顧。經法院與原被告溝通協商,推薦一名家政護理員為李小某進行護理,護理費用由原被告負擔。兒童權益代表人作為獨立的訴訟主體代表李小某全程參與了庭審,當庭出示了去原被告家現場拍攝的照片、視頻及病史資料等,并從兒童的需求出發表達了對于撫養權、撫養費及探望權的主張。代表人還建議,原、被告間的財產分割不能影響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原、被告從雙方共同財產中劃撥一定金額作為專項保障金由第三方監管,確保李小某日后醫療、護理等需求。

 

在各方調解下,原被告達成協議:離婚后李小某由被告沈某某撫養,原告每月固定支付撫養費并行使探望權,其余夫妻共同財產歸被告所有。結案后,承辦法官以及兒童權益代表人多次了解后續情況,目前李小某狀況較為穩定,父母都對其傾注了足夠關愛。

 

二、典型意義

 

夫妻雙方同意解除婚姻關系,但對孩子的撫養無法達成一致,此類糾紛在家事審判中具有普遍性。本案系全國首例兒童權益代表人參與訴訟的案件,是家事審判改革的成果。從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來看,一是保障兒童最大利益。在離婚訴訟中,部分婚姻當事人只關注婚姻關系的解除和共同財產的分割,容易忽略甚至侵占未成年子女利益。在此類情況下,可以由中立的第三方作為兒童權益代表人直接參與訴訟,代表兒童表達其身份、財產權益的訴求,制約父母的不當行為,保障兒童利益的有效實現。二是區婦兒工委辦和婦聯勇于擔當,主動作為,擔任兒童權益代表人,讓困境兒童受到各方面的關注,有利于促進兒童福利社會化的進程。 

6

婚嫁務工有“身份”

村民待遇應公平

 

——湖南劉某與寧鄉縣某村一組承包地征收補償費用分配糾紛抗訴案

6

 


一、基本案情

 

劉某1978年1月出生于寧鄉縣某鎮某村一組,在母親黃某某戶頭下申辦了農業家庭戶口并在一輪土地承包中分得責任田。1992年其父為她非法購買了張家界的非農業戶口,但其原有的農業家庭戶口并未注銷,2002年農業稅改費時,劉某在家庭中落實承包地面積為3.12畝,2010年劉某以農業家庭戶口人員身份參加了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和城鄉居民養老保險。2005年8月,劉某從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畢業后到深圳務工,同年劉某開始在深圳購買當地社會養老保險。2008年,劉某將張家界市非農業戶口遷至深圳市福田區,此后辦理結婚登記及小孩戶口登記。2011年9月,某村一組部分土地被征收,同年10月,某村一組向該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分配征地補償款,按人田各半原則分配,人均分得9845.50元,其中對有田土在娘家的出嫁女僅分配田土部分補償款每人4922.70元,劉某據此僅獲得4922.70元。劉某認為某村一組未按照同等村民待遇分配征地補償款,因而向法院提起訴訟。2014年9月,深圳市公安局依據“重戶注銷”的規定注銷了劉某在深圳市的居民戶口。經歷了兩審敗訴以及申請長沙市檢察院監督不予支持后,劉某向湖南省人民檢察院申請復查監督。湖南省人民檢察院檢察官通過查閱案卷,對法院以劉某以非農身份在深圳購買了社會保險為由否定劉某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存疑,到省公安廳、省農委、深圳市公安局了解80、90年代非農戶口買賣的政策、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的認定標準以及劉某當前戶口狀態,認真審查每一份證據材料,查閱大量資料,充分論證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判斷標準的變遷原因、劉某非農戶口的非法性。經檢察官聯席會討論,湖南省人民檢察院于2017年6月向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8日作出判決,判決認定劉某具有寧鄉縣某鎮某村一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支持了檢察機關全部抗訴意見。

 

二、典型意義

 

對于農民而言,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是法律賦予農戶的用益物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是農民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應當享有的合法財產權利。這三權是當下農民生存生活最重要的保障,不宜因進城務工農民享受了相關社會保險待遇就剝奪其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對于沒有在其他集體經濟組織享受成員權益的出嫁女,更不應剝奪其成員資格。《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改革的意見》要求切實保障農業轉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合法權益,現階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作為農民進城落戶的條件。

 

湖南省檢察院通過對國家關于非法買賣戶籍應當銷戶處理的政策全面解讀和對證據材料的細致分析,認定劉某合法有效的戶口一直都是某村一組的農業戶口;經過充分論證,依據是否具有該集體經濟組織戶籍、是否分配了承包土地、是否履行了該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義務三條原則,認定劉某具有該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從而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四條支持劉某參與承包地征收補償費用分配的權利,糾正下級檢察院作出的不適當決定,通過抗訴改判,有力地保護了以劉某為代表的新一代農民工、出嫁女的合法權益。

 

外出務工人員和出嫁女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認定,是我國農村社會最廣泛關注的兩個熱點,此抗訴案件依法作出了回應。

 

7

虐待養女枉人母

監護侵權依法辦

 

——北京檢察機關支持民政局申請撤銷劉某某監護人資格案

7

 

 

一、基本案情

 

小芳(化名)在2002年出生后就被遺棄,養母劉某某及其同居男友張某某從小芳幼年開始就對其實施毆打、辱罵、逼迫其夜里撿拾垃圾等虐待行為。2016年,小芳向公安機關報案稱受到劉某某之子于某的性侵犯。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檢察院在開展引導偵查過程中,發現由于劉某某未對小芳履行監護職責,導致小芳連續多年遭受劉某某之子于某性侵害,給小芳的身心造成嚴重傷害,同時也了解到小芳長期被虐待的事實。出于小芳身心健康考慮,經多部門溝通協調,由民政部門為小芳提供臨時安置。

 

案件事實核查清楚后,區檢察院一面就于某涉嫌犯罪提起公訴,另一面依法向北京市西城區民政局發出檢察建議書,建議民政局向法院提起申請撤銷劉某某監護人資格的訴訟。在法院立案后,區檢察院又依據《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規定支持起訴。法院最終依法判處于某有期徒刑十年,判決撤銷劉某某作為小芳監護人的資格,并指定西城區民政局為小芳的監護人。目前小芳已經在救助站居住兩年多時間,生活由阿姨照顧,社工還會帶她外出參加各種活動。小芳逐漸從心理陰影中走出來,開始全新的生活。

 

二、典型意義

 

近年來,監護人嚴重侵害被監護人權益案件頻發,社會影響惡劣,但這類案件往往具有持續性、隱蔽性的特點,不易發現,取證難度大。本案是北京檢察機關辦理的首例涉未成年人支持起訴案件,檢察機關在核實刑事犯罪證據的同時,引導公安機關第一時間調取留存監護人劉某某實施虐待行為的證據,為后續民事訴訟奠定基礎。針對監護人嚴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事實,采取了發出檢察建議、督促起訴、支持起訴等一系列措施,履行法律監督職能,積極聯系相關部門,主動參與、積極協調,合力協作、形成聯動,共同關注受害未成年人的生活、學習、心理健康狀況,切實保護了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本案也為檢察機關在未成年人處于監護不能或監護不力時,積極主動提起公益訴訟,提供了良好的借鑒。 

8

生而不養法不容

撤銷資格盡義務

 

——江蘇撤銷監護人資格后支付撫養費案

8

 

一、基本案情

 

武某某(化名),男,2004年11月出生。2006年5月法院判決武某某父母離婚,武某某由其父撫養,母親宋某每月支付撫養費140元至武某某年滿18周歲止。2007年7月武某某父親與趙某再婚,武某某隨之一起生活。2014年武某某父親因病去世。武某某繼母趙某以其在精力和經濟上無力撫養為由訴至法院,要求變更武某某的監護權,由其生母宋某撫養。法院于2016年6月6日判決,武某某于判決生效之日起由宋某撫養。

 

但宋某自判決生效之日起,未履行撫養義務且未支付武某某的生活教育醫療等費用。民政局委托律師向法院申請撤銷宋某的監護資格。宋某監護資格被撤銷后,民政局考慮到未成年人成長的需要和生母應盡的養育義務,再次以武某某名義,委托律師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其母宋某支付未成年子女武某某的撫養費。

 

2017年12月7日,法院下發民事判決,判決宋某在判決生效起十日內給付原告拖欠的撫養費2100元;支付原告自2017年10月起每月400元生活費,直至原告滿十八歲時止。

 

二、典型意義

 

本案系全國首例撤銷監護人資格后支付撫養費案,為監護人不履行義務,惡意放棄監護權案件提供了范例。

 

近年來,夫妻離婚爭奪子女撫養權的案件及虐待、遺棄未成年人的案件時有發生,兩種極端行為都對未成年人成長造成了傷害。須知并非只有虐待、遺棄未成年子女才會受到法律制裁,監護人拒不履行監護撫養義務,也會被剝奪監護權,由國家部門或者他人代為行使監護權。同時義務人不履行監護責任,但仍然要履行支付撫養費的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三十七條規定:“依法負擔被監護人撫養費、贍養費、扶養費的父母、子女、配偶等,被人民法院撤銷監護人資格后,應當繼續履行負擔的義務。”父母對子女的撫養,自子女出生時自然開始,是社會所賦予并由國家法律規定的義務,它既是一項社會義務,也是一項法律義務,并非由個人意愿決定。此案的做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9

孕期調崗被勸退

仲裁調解重返崗

 

——寧夏李某某孕期被勸退仲裁維權案

9

 

一、基本案情

 

李某某于2017年3月入職寧夏某公司,簽訂了為期2年的勞動合同,崗位系辦公室文員。2018年11月,李某某因懷孕向單位請了兩周保胎假,休完假后正常復崗工作。2019年1月22日,單位以李某某工作表現不符合崗位職責為由,將其調到銷售崗位。李某某不同意,認為以目前自身情況無法完成銷售任務。公司以李某某不服從管理為由,要求她遞交辭職報告。1月24日,李某某來到銀川市總工會職工(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求助。法律援助工作站聯系該公司負責人核實情況,并告知其違反了用人單位在女職工孕期不得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法律規定。該公司負責人態度強硬,稱勸退不是辭退,沒有違反法律規定。

 

面對這種情況,法律援助工作站為李某某指派了律師,代寫了勞動仲裁申請書,遞交到銀川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用人單位收到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的通知后,考慮到如果敗訴將承擔不利法律后果,公司負責人主動要求調解。2019年3月12日,仲裁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進行裁前調解。經調解,用人單位同意不予辭退,李某某返回原崗位,安排每日一定時間的工間休息,并根據《寧夏回族自治區女職工勞動保護辦法》相關規定,將兩周保胎假計入產假,補發此前扣發的兩周工資。

 

二、典型意義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用人單位“惡意調崗”侵犯孕期女職工權益的案件。用人單位出于規避法律的故意,無視勞動合同的約定,將懷孕女職工調整到相對繁重的工作崗位,然后以女職工不服從調整或者不能勝任工作崗位為由“勸退”,達到辭退女職工的目的。這種做法侵犯了女職工的生育權利,在現實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國《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第六條明確規定了孕期調崗的情形,即女職工在孕期不能適應原勞動的,用人單位應當根據醫療機構的證明,予以減輕勞動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夠適應的勞動。這種從保護女職工特殊權益角度出發的調崗,需要有醫療機構的醫學證明,并且征得女職工同意,安排職級、待遇相當的職位。

 

李某某在被強迫調整崗位后及時向工會投訴,市總工會采取 “仲裁+工會”為職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維權模式,一方面向用人單位核實情況,進行普法宣傳,另一方面向女職工提供法律援助,申請勞動仲裁,促成調解,最大限度維護女職工權益。

 

10

勞動合同限生育

工會依法來維權

 

——依法糾正山東榮成某企業勞動合同限制生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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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案情

 

2018年6月,榮成市總工會接到女職工張某的電話咨詢,了解到榮成市某企業在與職工簽訂的勞動合同中,附加條款規定女職工三年內禁止懷孕。張某兩年前來到這家企業做行政秘書,意外懷孕后被企業解雇。榮成市總工會認為該企業違反了《婦女權益保障法》《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就業促進法》《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等多部法律關于不得限制生育、不得在女職工孕期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規定,于接到電話次日與該企業負責人進行了第一次交涉,但負責人態度惡劣,以合同是職工自愿簽訂為由,堅持按原定方案處理。

 

榮成市總工會調整了工作方法,在充分了解該企業的運營情況后,通過企業工會聯系該負責人,進行第二次交涉,在充分肯定企業工作成績的基礎上適時提出張某反映的問題。該負責人表示,企業是在女職工占比70%并且大多數處于育齡期、上級部門不予擴增人員的情況下,為避免人力嚴重不足不得已作出的規定。市總工會工作人員向其耐心講解企業這一規定明顯違法,必須立即糾正;并且說明如果案件通過勞動仲裁解決,企業勢必會被要求整改,對單位和個人的征信都將產生很大影響。最后,該負責人態度明顯轉變,同意撤銷對張某的處理,并接受建議,安排專人對企業規章制度、獎懲規定以及勞動合同進行修訂。幾天后,企業工會來電報告女職工張某已經恢復崗位,且企業已制定出新的規章制度和勞動合同,主動邀請市總工會派專業人員幫助審查。

 

二、典型意義

 

本案是有效處置企業在勞動合同中違法設置限制生育條款的典型案例。當地總工會接到職工的熱線投訴后,立即與企業負責人接觸溝通,反映職工訴求,通過曉之以法、動之以情的思想工作,使企業認識到行為的違法性,采取積極措施糾正,給女職工張某恢復了工作崗位。市總工會還派專業律師團隊指導該企業審查其新修訂的規章制度、獎懲規定和勞動合同,對其中不合理的條款進行了調整,于當天召開職代會表決通過,對全體職工予以公示,同時與女職工重新簽訂勞動合同,預防此類問題再度發生。

 

工會作為職工權益的代表者、維護者,在加強與企業溝通協商、及時協調侵權問題調查處理、促進勞動關系和諧穩定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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